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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从窑洞银行到货币斗争,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金融路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12-28 15:37:36   浏览次数:1008  发布人:2d4e****  IP:125.64.47.***  评论:0
    导读

    漫步延安街头,依山傍河的楼宇和公路,掩映于树木间的黄土窑洞,两种景象交错叠加,似是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窑洞是延安特有的标签。但比起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位于南关大街附近、背靠凤凰山的一 组窑洞略显不同。当地人说,这些窑洞是以前银行工作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是哪家银行?当地人指了指下面那栋大楼,只见楼上赫然写着 “陕甘宁边区银行”。这家银行成立 于19

    漫步延安街头,依山傍河的楼宇和公路,掩映于树木间的黄土窑洞,两种景象交错叠加,似是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

    窑洞是延安特有的标签。但比起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位于南关大街附近、背靠凤凰山的一 组窑洞略显不同。当地人说,这些窑洞是以前银行工作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

    是哪家银行?当地人指了指下面那栋大楼,只见楼上赫然写着 “陕甘宁边区银行”。这家银行成立 于1937年,是红军经历长征后建立的第一家抗日根据地银行,有“窑洞银行”之称。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在红色金融发展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使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得以一脉相传。

    走进这些窑洞,似乎就走进了那段历史,走进了抗战时期红色金融的翻涌浪潮之中。在几十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很多金融思想和金融创新已经出现。

    “窑洞银行”横空出世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并开展革命斗争;两年后,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西北办事处也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随着边区政府的建立,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步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自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出现在历史潮流中,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衣钵”,翻开了党领导下的人民银行的历史新篇。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关于边区银行开幕纪念的陈列

    “由于初期国民党限制边区办银行,在成立之初,陕甘宁边区银行并不能公开运营,也不便印发货币,”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魏协 武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而党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因此即便是在当年较为艰难的情况下,也 坚持成立了边区银行。”

    成立初期,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吸收存款,领取国民党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因此更像是“财政出纳机关”。建立之初,边区银行内部仅设会计、营业、出纳三科,随着业务发展,先后又增设了业务、总务、秘书、稽核、研究、农贷、发行、金库、商业等处。

    但仅有“财政机关”是不够的,为了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3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一个 公营商店的想法:利用军饷,组织 物资进口,保障边区的商品供应;同时,通过经营商业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于是,光华商店应时而生,它属于边区银行直属的商业部门,是党当时开展金融活动的主要运营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商店成立后,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商店 代价券,面额包括2分、5分、1角、2角、5角,流通于边区市场,受到百姓的欢迎,并将其 称为“光华票”。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光华商店展区

    据魏协武介绍,党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给边区发放的法币面额较大,多为5 元和10元,老百姓在买卖商品时找零困难,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 行,有时老百姓甚至采用打折法币的办法来交易。而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出现弥补了法币面额的不足,基本解决了市场流通中辅币缺乏的问题。

    随着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加剧,边区经济被封锁,军饷也屡屡不能如期发放,陕甘宁边区银行又于 1940年印发了面额为7角5分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以解决财政困难。这有效地解决了边区增加货币发行的需求,被视为边区金融工作的创举。

    “两张7角5分加在一起就是1元5角,四张就是3元。所以,‘柒角伍分券’虽然是辅币,却在实际流通中发挥了主币的作用,解决了主币不足的困难。”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发银行杭州分行纪委书记刘平对记者说。

    可以看到,在陕甘宁边区,“光华票”与法币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方便了市场交易和百姓生活,支持了边区财政和边区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发行起到了示范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之战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 发,国民党加大对边区的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政府的财政陷入极端困境。毛泽东动员大家说:“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对货币和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独立经济体的发展,打破封锁。金融方面,摆在边区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要发行边币,以及怎么发行、发行多少。194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2月18日,边区政府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边币成为边区唯一合法货币。

    边币的发行,意味着边区银行不再只是“财政支付机关”,而是承担了国家银行的职能,其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行本币,开展货币斗争,保护人民财富,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以巩固边区,支持抗日战争。

    “边币发行后,与法币的斗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魏协武称。据悉,1941年上半年,边区货币每月平均增加37%。随着边币发行规模扩大,边币兑法币的价格一路下跌,边区物价快速上升。尤其是1941年5、6月间,边区金融、物价发生大动荡,边币信用下降,边区盐务局拒用边币,市场买卖只收法币,有的老百姓甚至把边币撕掉。

    面对这一紧张形势,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结合实际情 况,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 与 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分析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原因,认为受法币影响和顽固派封锁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内部生产的物资不够,出入口和财政收支不平衡。

    当年8月,朱理治写信给毛泽东,将报告一并附上,提出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但这种减少并不等于绝对不发,而是“国民党发一些,我们也可以跟着发一些”。边区银行的发行原则基本上是既不害怕发行,也不无限制发行。

    这一发行思想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的肯定,也成功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这一时期,不仅边币得到推广,边区物价也有 所下降,再加上公营的光华商店低价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币,使得大部分法币被打到黑市交易。

    然而,到了1943年下半年,由于时局紧张,边区为了加强战备物资的储备,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造成金融波动。这一年,边区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多倍,物价上涨了20多倍。

    为稳定边币,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导下,边区银行实施“大吞小吐”等政策,放缓边币发行速度,促使物价回落,适度调整货币兑换量。“商业流通券”即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陈云称之为“偷梁换柱”之举。

    1944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流通券)仍由边区银行发行。”魏协武称,发行初期,商业流通券票面额仅有50元和10元两种,与边币的比价为1:20,并不影响边币的本位币地位。

    直到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将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作为边区本位币,同时要求边区银行收回边币,而法币则逐渐消退于边区市场。

    刘平表示,边区货币的发行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摆脱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命脉的控制,保障了财政供给,对建立和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货币交换所成立背后的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边币与法币的斗争中,有一大创新出现,即货币交换所的成立,它是红色金融 在货币斗争中智慧的体现。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货币交换所展区

    由于边区物资缺乏,当时完全禁止法币流通并不可行。凡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横行,物价暴涨。有的老百姓说:“边区什么都好,就是禁用法币不好。”有的商人则利用各地的差价,大做边币黑市买卖。

    朱理治认为,上述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和友区一方面存在贸易联系,另一方面金融又相互隔断。因此,他提出了成立货币交换所、实行外汇管理、允许人们买卖法币的构想。

    朱理治选择了一个试验田——延安裕顺通公司,让它先试办边法币挂牌业务,出入口商人均须到该所买卖法币,依市场价由交换所公开挂牌,银行从中加以调试,使之不会过高过低。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再加上政府推行边币的法令,边区拒用边币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

    有了前期试运行的基础,1941年12月1日,边区政府通令全边区均设货币交换所,并规定所有买卖以边币作价,拒用边币者要抓,私自做货币买卖者也要抓。由此稳定了法币作为外汇的价格,使得边区的黑市由暗转明,边币成为有交换价值的流通货币。在刘平看来,即便是对于现在的外汇管理工作,货币交换所这一形式及其实际运作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创新探索农村信贷

    在货币斗争之外,边区银行的另一个重大金融活动是开展信贷——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支持生产自给。

    1941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财政陷入了困境,边区银行原本为数不多的财政借款急剧增加。尽 管大量的财政借款弥补了财政赤字,让当时的财政困难迎刃而解,但这显然还不够。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给“延安五老”之一、时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的谢觉哉写信提出:“今年的 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迫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业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

    农业贷款业务被迅速提上日程。12月,边区政府成立了农贷委员会,由当时的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任主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任副主任,并确定了农贷方针。次年春天,农业贷款开始向广大农民发放,种类包括耕牛贷款、植棉贷款、水利贷款、青苗贷款、农具贷款等。创新之处在于,农业贷款不仅可以贷钱,还能贷实物。在边区银行纪念馆里,人物雕像和背景图还原了当时的真实场景:在陕北农家小院里,农贷工作人员用耕牛贷款给农民买来了一头大黄牛。

    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推出的多样化贷款方式,既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是被视为“实事求是”精神的现。

    魏协武提到了边区银行信贷的特点之一,即主要贷给当时不一定有偿还能力的贫穷劳动者,以帮助他们解决生产难题。这为当今的普惠金融提供了重要借鉴。

    为了更好地贯彻当时的农贷方针,边区银行职工辛波还编写了《农村贷款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歌》。其中,三项纪律包括:“第一反对包办耍私情,民主讨论群众来决定”;“第二贷款数字要公布,区乡负责不许打埋伏”;“第三到期保证要收回,有借有还年年 有贷款”。

    刘平认为,《农村贷款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歌》蕴含的理念,对当代普惠金融的开展颇具参考价值。

    而另在还款方面,除了不允许归还法币外,其他都是灵活并且人 性化的——借贷者可归还实物, 归还多少可根据实际收成而调整,可以少还而无需多还。而不少农民在用小米、大豆等实物还款时,主动比应还的数量多还了一些,只因感恩于银行发放贷款帮助他们发展了生产。

    为了更精准地了解农民需求,陕甘宁边区从1943年起还建立各种信用社80多个,资金达7亿多元。信用社贯彻银行的金融政策,配合银行放贷,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刘平看来,边区银行颇具创新性的探索实践,尤其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当今金融业务的开拓与发展无疑会带来不少启迪。

    点点相连,红色金融不断扩围

    除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也纷纷开展起各自的金融活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的普济寺内开始营业。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曾多次转移,也被称为“游击银行”。

    成立之初,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建立了严格的边币保管与金库制度。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设立于普 济寺旁普通民房内的地下金库,保住了边区银行的大量金银和钞票。而这一地下金库旧址 完整保留至今。

    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 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经当时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的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及时承担起了发行边币的职能,并采取多种方式巩固了独立自主的边币市场,清除了日军投放的伪币、地方流通券和各县自制的土票等,在稳定根据地物价的同时保障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讲解员申志慧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根 据物价波动和边区进出口的淡旺季情况,晋察冀边区银行还会适时调整边币与其他钞票的比价。

    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

    当时的人们亲切地称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为“抗日票”、 “红票子”。它所发行的币种相当丰 富,包括初期发行的20枚(种)铜元、一角券、二角券、五角券、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伍拾元、 壹佰元10种,以及后来发行的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5种大面额纸币。

    随着晋察冀边币在山西、河北、 察哈尔、热河、辽宁、内蒙古、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流通,使用边币的人口增至3000多万。始终贯彻“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伊始就把向群众放贷作为主要业务之一,其中的农业信贷则是重中之重。

    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样,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提供灵活的信贷方式。申志慧称,贷款方式可以是钱款也可以是实物,还款方式也一样,“贷实还实”“贷实还 款”“贷款还实”等均被接受;利率同样依实际情况而议,普遍实行低利息放贷。对于特殊情况,经过群众讨论,可给予免息甚至部分或全部豁免贷款的优待,从而真正把群众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中解放了出来。

    以晋察冀边区银行为代表,抗日战争期间,晋冀鲁豫边区银行、晋绥边区银行、北海银行等其他边区银行均积极开展了金融活动。这些战斗在敌后的金融堡垒支持各边区经济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物资支撑。

    直至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翻开了红色金融史新纪元。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 谢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中心支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陕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忻州市委宣传部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忻州市五台山管委会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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