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适度饮酒可以提升生活质量并增加营养；服用阿片类药物不会出现药物成瘾，而是“假性成瘾”；无糖饮料比水的减肥效果更好……如果你得知，这些明显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并非网友调侃，而是医学院院长、止痛药剂专家以及糖业研究专家们发表的论文时，是不是有种“三观尽毁”的感觉？
在《怀疑的胜利：暗钱与科学腐败的真相》一书中，曾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任职的戴维·迈克尔斯揭露了更多美国专家和科学家为企业辩护的内幕，涉及烟草、汽车、食品、医药等行业，背后的“产品辩护行业”也随之浮出水面。
根据戴维·迈克尔斯的描述，美国的“产品辩护行业”涉及专家、公关、政客等几方力量，在企业出现负面新闻时联手以“科学”的名义为之辩护，从而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从参与辩护那一刻开始时，专家和科学就失去了独立、探索和求真的精神，成为资本的附庸和傀儡，雇主想要什么样的报告，他们就能炮制出来。如果“科学结论”不符合要求，公关公司还会重新找研究团队换个方式再“研究”一遍，直到得出符合企业利益的数据为止。
“企业从中作梗的最佳方式，不是谈政策，而是谈科学——拿科学做武器，比挑战政策简单得多且更加行之有效。”戴维·迈克尔斯说。
始作俑者烟草行业
烟草行业的利润非常高，也是美国“暗钱与科学腐败”的始作俑者。
一战时，美国士兵的口粮中配有免费的香烟。战争结束后士兵们带着吸烟的习惯回到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家人、邻居和朋友也开始吸烟，烟草在美国流行起来。癌症的潜伏期一般短则二三十年，长则四五十年。一战前美国也有人患肺癌，但很少见。
20世纪40年代，随着男性肺癌发病率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医生认为空气污染和吸烟可能是肺癌的诱因。1950年，英国有医生根据对住院病人的统计发论文说，重度烟民患肺癌的可能性是非烟民的50倍。1952年，还有研究者在小白鼠的背部涂抹焦油，结果小白鼠长出肿瘤。
当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被公布后，烟草行业坐不住了，他们联合起来发表各种烟草影响报告，目的是制造对科学结论的怀疑，“产品辩护行业”由此登场。
戴维·迈克尔斯说，产品辩护行业的辩护方式之一是“找茬”，也就是想方设法抨击科学结论的计算方法有问题。1981年，东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平山雄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揭示出二手烟对人的危害，其后，美国很多州在公共场所禁烟，香烟销量锐减。不久，烟草集团暗中资助的“室内空气研究中心”想办法拿到了平山雄的原始数据。烟草集团随即聘请了另一家产品辩护公司对原始数据做二次分析，宣称平山雄的计算有误，推翻了他的结论。“诚然，任何一项流行病学分析都可能存在纰漏。”戴维·迈克尔斯评论，但产品辩护公司的这种验证工作纯粹就是“动机不纯的故意找茬”。
当然，后来多个独立研究都证明了平山雄的研究结果没问题。尤其是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方森团队做的二手烟研究更往前进了一步，推演出一个更加爆炸性的结论：如果丈夫吸烟，不吸烟的女性患肺癌的风险会升高30%，而工作场所及其他场所的二手烟更是把肺癌风险最高提至60%。
这次，烟草企业照旧动用一切资源诋毁方森的研究。不过，鉴于之前平山雄的遭遇，她拒绝提供原始数据。没想到，美国国会后来竟然通过《数据访问法案》，规定所有受联邦资助的研究学者必须公布他们的原始数据，而这项立法其实就是大烟草集团在背后竭力推动。
1994年，美国职安局还希望在全美的工作场所引入新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为了阻挠新标准出台，烟草行业再次行动，聘请了流行病学家H.丹尼尔·罗思为产品辩护——此前，罗思曾帮铍行业成功击退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果然，在罗思和著名咨询公司的联手之下，职安局充分意识到烟草行业的庞大势力后决定让步，撤回了新规的提议。
“合谋”的专家和期刊
如今，不管如何粉饰，人人皆知“吸烟有害身体健康”。但烟草行业面对内幕曝光时做的种种狡辩和有意误导，却将暗钱参与科学腐败过程中，咨询公司、专家、政客等角色所起的作用清晰呈现出来。这些产品辩护方法，也继续以不同形式在此后的棒球运动员脑损伤、肥胖、药物成瘾、空气污染等问题中反复出现，达到混淆视听、维护背后“金主”利益的目的。
其中，流行病学专家罗思在维护烟草行业利益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他后来还为酒精饮料行业正名，称饮酒与乳腺癌之间“无关联”；为煤炭行业辩护，称“燃煤释放的汞会危害健康”的说法“证据不足”。
戴维·迈克尔斯说，罗思这样的产品辩护科学家是辩护行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咨询公司会长期或临时重金雇用一批毒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等为其服务，这些专家也为产品辩护行业创造了“核心价值”。比如当行业可能面临政策监管或垄断指控时，受聘的经济学家会极力夸大监管的弊端和经济成本，淡化监管带来的好处；当某一公司的产品、原材料或生产方式被指控存在隐患，如释放有毒气体、污染水源，他们就抛出一堆研究报告，辩解说那并没有太大问题。
专家们的言论之所以能迷惑大众，一个原因是资本把与专家之间的关系包装得比较好，也隐藏得比较深。比如以资助学者做研究的形式，牵头成立诸如国际酒精政策中心、波士顿大学生活方式与健康研究所、柴油行业采矿安全研究中心等看起来学术气息十足的研究机构，打着服务社会的名义，很容易混淆视听。
更重要的是，产品辩护行业里声名显赫的专家，都声称自己的研究是“科学的”，有力的佐证就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刊载在权威科学期刊上。“所以问题是不是出在学术期刊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话不假。”戴维·迈克尔斯说，无论是资助期刊的专业学会，还是印发期刊的出版商，都把学术当成一门“大生意”，期刊不过是产品辩护行业用来“掩人耳目的门面”。
他举了一个典型例子。美国酒精饮料医学研究基金会的首任会长托马斯·B.特纳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这个学术背景大大提升了该基金会的权威和可信度。20世纪中期，美国酝酿出台新一轮禁酒令。在啤酒商的资助下，特纳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留地”《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也为此后数十年酒类行业的公关宣传提供了“科学依据”。特纳在论文中宣称，“累计的数据表明，成年人适度引用酒精饮料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轻压力，并增加营养”。
“有些科学家只要能拿到钱，让他说什么话都可以。”戴维·迈克尔斯讽刺地说，这种情况下实验的结论是什么自然也不重要，“甚至在实验前就已经注定了”。
